聚焦医改：8500亿元怎么用？ 诸多问题解析

　   3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4万亿“一揽子计划”中，中央政府投入的1.18万亿元，不包括“三年内投入8500亿元实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早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1月21日，国务院就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医改方案配套措施在“两会”之后即将公布。而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对医改问题更是给予了高度关注，全国政协今年共收到关于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提案426件，医改的受关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代表委员们期望，自己的谏言能使即将公布的配套措施更加完善。
 
　　8500亿元怎么用？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在3月3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开幕会前表示，医改下一步的重点主要是从2009年到2011年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5项改革，计划投入的8500亿元将投向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两方面的建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在赞赏8500亿元的政府投入“力度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对实施中是否会“遍撒胡椒面”表示忧虑。
 
　　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杨利霞告诉记者，有调查显示，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非常低，大概只有医院运行所需费用的5%左右，而一些大型医院甚至连5%都不到，其余95%的费用都要靠业务收入来获取。与此同时，有统计表明，2007年全国公立医院总收入约为4900亿元，其中药品收入为2000多亿元，约占41%。
 
　　有统计显示，2006年共有820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000万元，其中46家医院亏损额在5000万到1亿元之间，另有16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亿元。这一年，全国公立医院的平均负债率为27.6%。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但上述状况恐怕并没有本质性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8500亿元应该往哪儿投？杨利霞委员委员说，一方面，国家虽然明确要对中医院、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妇幼保健院和儿童医院等在财政投入上予以倾斜，但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估计不会超过500亿元。而这部分投入将被分配到基本建设和大型医用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住院医师培训、离退休人员费用等若干方面，政策性补贴能剩下多少，令人忧虑。此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的公共卫生急诊、急救需要政府投入，由于医疗服务定价较低导致的政策性亏损也需要填补，离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也需要增加投入……面对数量庞大的公立医院和上述若干用钱项目，这笔不超过500亿元的财政投入又能有多少真正用于弥补药品加成费呢？
 
　　 “如果医院的运行机制不转变，体制不变革，政府增加投入所发挥的效益肯定会大打折扣。医疗机构一边向国家呼吁增加投入，另一边继续从病人那里追求效益最大化，‘两边赚’的结果不是不可能出现。”杨利霞委员委员对此深表忧虑。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8500亿对新医改的投入是不够的，因为医疗机构基础设施、设备的投入是无止境的。因此，要想让政府的投入真正发挥作用，就要选择一种合适的投入方式。”
 
　　谢子龙代表进一步解释说，实施方案提出，3年内要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按此计算，我国13亿多的人口，投入8500亿元，人均600余元。如果用这笔经费通过补需方（患者）购买医疗服务，由患者自由选择满意的医院，这样医疗机构才会有危机意识，从而促进医院提高服务水平，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公立医院如何改？
 
　　许多代表委员表示，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核心，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所在，关系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等能否相互配套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存在诸多弊端，公益性受到质疑。那么，公立医院究竟应该如何改呢？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副主席李铀说，目前我国对医疗机构实行分行业、分系统管理，各公立医院分别隶属于中央、部署、部队、地方、企业、大学院校等不同机构和系统，缺乏有效监管和统筹发展，导致医院布局不合理，弱化了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因此，有必要以设区的市为单位，制定区域卫生资源配置和建设规划，合理确定公立医院的数量、规模、布局，加强宏观调控，改变某些地方改革中的‘全保’或者‘全放’的做法。”
 
　　李铀委员认为，在规划指导下，医院的数量可以由市场调节，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公立医院，可以引进社会资本，探索医院产权制度改革，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李铀委员一再强调，要弱化医疗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界限，实行卫生全行业管理，要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准入、统一监管、统一信息平台的原则，对城市里的所有医疗机构，不论所有制、投资主体、隶属关系和经营性质，一律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实行“属地化、全行业”管理。
　　有的代表委员认为，卫生行政部门是公立医院的主办方，也是监管者，这样的角色使卫生部门很难真正站在社会公众利益的立场上对公立医院的服务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进行监督。
 
　　李铀委员认为，积极探索管办分开是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城市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保证。管办分离，是公立医院的行政监管主体与经办主体之间关系分离，但不是在卫生部门内部设立一个新的部门或者机构来管理医院，而是要把公立医院的经营与监管分别交由不同部门或机构负责。“可以在设区的市或县一级增设医院管理局或医院管理中心，负责区域内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管理，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和改革工作，制定细化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办法，通过对诊断符合率、单病种医疗费用、每日住院费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核心指标的控制，促进医院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
 
　　医改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图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情景。
 
　　如何调动医生积极性？
 
　　 “我国有200万名医生，但奇怪的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医改讨论热潮中，很难听到医生的声音。如果没有医生的积极参与，医改怎么可能顺利进行？”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孙建方提出的质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孙建方委员一直强调调动医生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医务工作是一种高智力、高风险、终生不断学习的职业，工作要求严、强度大，他们不仅要长期承受工作上的压力，还要承担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精神和思想压力。同时，医生也是医疗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医疗改革的核心团队，只有充分调动起医生的积极性，才有可能推进新医改的顺利进行。现在很多人把‘高价药、大处方’归罪于医生，其实医生也是现有医疗体制和医院内部制度的牺牲品，是不合理的制度扭曲了医生的行为。其实有很多事情，医生是从心里不愿意做的，他们何尝不想通过正当途径有尊严地获得合理的回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主任张澍同样认为，一个医生的培养和成长伴随着其一生的学习和努力，对病人的责任和付出同样也伴随一生。而医生所得到的报酬和尊重却与其付出相差甚远。“‘看病难’是因为大家都要去大医院找最好的医生，但他们忽视了好医生的产生是和大医院对他们的培养以及医生自身的努力分不开的。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要经历漫长艰苦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成为合格的医生。可是，一个高级别医院的拥有高级职称的医生与普通医院里的普通医生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收同样的费用，拿同样的报酬去处理一个简单的病例，这是对知识的不尊重，也是对人才的浪费，这是我国‘看病难’的症结之一。”张澍委员委员说。
 
　　孙建方委员委员说：“为了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新医改’方案实行‘收支两条线’，让医生的收入和开药检查脱钩。这固然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虚高的药价，但如果国家的补贴不足，导致医生的收入降低，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医生的职业具有专业性和知识性的特点，这种职业特性以及供求关系决定了医生应该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实际上，在欧美国家，大多数医生都是典型的自由职业者。例如德国的医生和医院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医生以州为单位注册，经过注册的医生可以同时在本州内不同的医疗机构服务。德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德国有35.8万名医生，其中75%以上的医生都在两家以上的医疗机构出诊。而中国的《执业医师法》施行以来，医生就成了某个医院的‘私有财产’，而不是社会资源，这对社会和医生本人都十分不利。医改改来改去，不改人事体制，肯定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医改应该允许医生兼职，鼓励其自由流动，成为自由职业者，使医生在医疗改革中受益。唯有如此，广大医生才能自觉地参与改革。”
 
　　孙建方委员特别强调，目前国际上医生都是以付出技术服务来获得收入，中国也应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让中国的医生通过为病人服务得到自己应有的回报，而不是通过多开药来赚钱。
 
　　张澍委员委员则认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医疗技术收费体系，社区医院等面向社会普通医保人群的医疗机构应实行低收费，使普通疾病的患者以及低收入群体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对大医院，尤其是重点医院，则应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拉开定价标准，由市场引导价格，这样可以有效引导医疗资源的合理流动，使疑难危重病症患者获得有效的治疗，同时，使那些对医疗服质量具有较高要求的患者也能得到满足。“一旦价格体系合理，医院能正常运营，医生能安居乐业，医疗资源才能充分保障，让患者享受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
 
　　农村“网底”谁织补？
　　乡镇卫生院建设与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格外令人关注的热点话题，只要谈起医改，几乎没有不谈乡镇卫生院与乡村医生的。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时，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晓峰就乡村医生问题进行的大会发言，非常具有典型性。
 
　　刘晓峰说：“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村医承担了大量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健康保障。但是，‘乡村医生’与‘民办教师’这对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双胞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和命运。‘民办教师’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转为公办，普遍享有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和保险待遇，而‘乡村医生’则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刘晓峰说，2007年底，一项涉及7省（区、市）、14县的调查数据表明，88.8%的村医平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45.22%的村医平均月收入低于500元，15.39%的村医月收入低于200元。
 
　　目前，各地村卫生室已经在陆续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乡村医生的生存问题更显突出，而且，他们普遍缺乏适宜而有效的养老保险。有调查表明，仅有2.54%的村医有养老保险。尽管有些地区正在积极探索建立相关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缺乏规范与指导，政策落实不畅，保障水平较低，个人缴费负担过重，因而收效甚微。
 
　　 “要保证8亿农民人人公平享有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网底’不能破，百万村医队伍不能垮！否则，不仅会影响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刘晓峰在会上大声疾呼。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峰则从提高乡村医生技术水平的角度呼吁，希望尽快解决人力资源匮乏这一制约乡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凌峰委员告诉记者，仅靠大学生毕业后轮流去农村任职一年或从大医院派人去工作都不是长久之计，“新农合”的基层医生资源必须采取本土政策，培养本土的医生，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医生扎根于斯，服务于斯。因此，需要请专家制定或完善农村乡镇卫生院的管理和服务标准及指南，比如，卫生院要具备哪些疾病的诊治能力，要承担哪些免疫预防工作，卫生保健工作要覆盖多少人，每年要进行多少科普教育等，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下发，作为政府行政部门检查验收的标准。
 
　　此外，各卫生行政部门应将本区域内需建设的乡镇卫生院的数目按卫生资源配备原则确定清楚，并向二、三级公立医院公开招标，然后与中标单位签定合同，要求各医院按专家制定的标准帮助建立完善的农村乡镇卫生院，并建立长期帮扶关系，包括选送当地优秀学生进入医学院校学习，当地医生到上一级医院进修深造等，以不断补充扎根基层的医疗服务队伍。卫生院按照标准指南的要求建好后，由政府进行验收，合格者，政府履行合同付款。该款项不仅是为了支付援助人员的奖金和必要的支出，同时可以有效地补助各公立医院的部分开支。
 
　　廉价药品能否保证？
 
　　药品，本来是用来治病救人的，多年来，其特性被严重扭曲，成为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帮凶”。以往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呼吁，药品应像烟草一样，实行专卖，以彻底降低被扭曲的药价。今年，这一呼声再度响起。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说，多年来，我国实行医疗服务低收费政策，允许医疗机构在销售药品时加价作为补偿。因此，一些不法药商通过给医生回扣、提成，以扩大药品以医疗器材的销售。另外，按照现行的药品定价办法，国家批准的新药可以高于成本定价，于是一些企业就钻政策的空子，把一些常用药品改头换面申报成新药，从而制定较高的价格。
 
　　宗庆后代表建议，对药品应实行定点生产，推行药品专卖制度。目前，药品从生产、流通到医院，中间环节过多，药厂由于重复建设导致竞争激烈，因而给医院、医生高额回扣，这是造成药价虚高的主要原因。宗庆后代表建议，一方面，由国家按照安全、有效、必需、价廉的原则，制定基本药物目录，负责新药的开发。同时，整顿现有药厂，对符合药品生产标准的企业准予从事定点生产。另一方面，由政府对药品进行定价，实行在药品外包装上明示价格的制度。同时，成立药品专卖局，由国家对药品的销售实行垄断与专卖，向医院进行统一配售，严格控制药品流通环节，以确保药品价格低廉，从而降低群众的看病成本。
 
　　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周骏羽，这位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老人，对廉价药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医药企业为了挤进医保目录，为了能够在公开招标中获胜，到处挖门子找熟人。企业不把精力放到产品质量的提高上，却整天挖空心思干这些，这不能怪企业，这是政府导向有问题，是政府对医药企业重视不够。一方面，让企业都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另一方面却不给企业制定可操作的市场规则，结果，谁走歪门邪道谁获胜，这就给其他企业带来了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这次医改，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如果廉价药继续短缺，就说明医改没有成功。”
　3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4万亿“一揽子计划”中，中央政府投入的1.18万亿元，不包括“三年内投入8500亿元实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早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1月21日，国务院就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医改方案配套措施在“两会”之后即将公布。而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对医改问题更是给予了高度关注，全国政协今年共收到关于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提案426件，医改的受关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代表委员们期望，自己的谏言能使即将公布的配套措施更加完善。
 
　　8500亿元怎么用？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在3月3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开幕会前表示，医改下一步的重点主要是从2009年到2011年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5项改革，计划投入的8500亿元将投向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两方面的建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在赞赏8500亿元的政府投入“力度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对实施中是否会“遍撒胡椒面”表示忧虑。
 
　　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杨利霞告诉记者，有调查显示，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非常低，大概只有医院运行所需费用的5%左右，而一些大型医院甚至连5%都不到，其余95%的费用都要靠业务收入来获取。与此同时，有统计表明，2007年全国公立医院总收入约为4900亿元，其中药品收入为2000多亿元，约占41%。
 
　　有统计显示，2006年共有820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000万元，其中46家医院亏损额在5000万到1亿元之间，另有16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亿元。这一年，全国公立医院的平均负债率为27.6%。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但上述状况恐怕并没有本质性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8500亿元应该往哪儿投？杨利霞委员委员说，一方面，国家虽然明确要对中医院、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妇幼保健院和儿童医院等在财政投入上予以倾斜，但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估计不会超过500亿元。而这部分投入将被分配到基本建设和大型医用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住院医师培训、离退休人员费用等若干方面，政策性补贴能剩下多少，令人忧虑。此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的公共卫生急诊、急救需要政府投入，由于医疗服务定价较低导致的政策性亏损也需要填补，离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也需要增加投入……面对数量庞大的公立医院和上述若干用钱项目，这笔不超过500亿元的财政投入又能有多少真正用于弥补药品加成费呢？
 
　　 “如果医院的运行机制不转变，体制不变革，政府增加投入所发挥的效益肯定会大打折扣。医疗机构一边向国家呼吁增加投入，另一边继续从病人那里追求效益最大化，‘两边赚’的结果不是不可能出现。”杨利霞委员委员对此深表忧虑。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8500亿对新医改的投入是不够的，因为医疗机构基础设施、设备的投入是无止境的。因此，要想让政府的投入真正发挥作用，就要选择一种合适的投入方式。”
 
　　谢子龙代表进一步解释说，实施方案提出，3年内要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按此计算，我国13亿多的人口，投入8500亿元，人均600余元。如果用这笔经费通过补需方（患者）购买医疗服务，由患者自由选择满意的医院，这样医疗机构才会有危机意识，从而促进医院提高服务水平，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公立医院如何改？
 
　　许多代表委员表示，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核心，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所在，关系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等能否相互配套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存在诸多弊端，公益性受到质疑。那么，公立医院究竟应该如何改呢？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副主席李铀说，目前我国对医疗机构实行分行业、分系统管理，各公立医院分别隶属于中央、部署、部队、地方、企业、大学院校等不同机构和系统，缺乏有效监管和统筹发展，导致医院布局不合理，弱化了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因此，有必要以设区的市为单位，制定区域卫生资源配置和建设规划，合理确定公立医院的数量、规模、布局，加强宏观调控，改变某些地方改革中的‘全保’或者‘全放’的做法。”
 
　　李铀委员认为，在规划指导下，医院的数量可以由市场调节，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公立医院，可以引进社会资本，探索医院产权制度改革，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李铀委员一再强调，要弱化医疗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界限，实行卫生全行业管理，要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准入、统一监管、统一信息平台的原则，对城市里的所有医疗机构，不论所有制、投资主体、隶属关系和经营性质，一律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实行“属地化、全行业”管理。
　　有的代表委员认为，卫生行政部门是公立医院的主办方，也是监管者，这样的角色使卫生部门很难真正站在社会公众利益的立场上对公立医院的服务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进行监督。
 
　　李铀委员认为，积极探索管办分开是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城市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保证。管办分离，是公立医院的行政监管主体与经办主体之间关系分离，但不是在卫生部门内部设立一个新的部门或者机构来管理医院，而是要把公立医院的经营与监管分别交由不同部门或机构负责。“可以在设区的市或县一级增设医院管理局或医院管理中心，负责区域内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管理，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和改革工作，制定细化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办法，通过对诊断符合率、单病种医疗费用、每日住院费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核心指标的控制，促进医院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
 
　　医改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图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情景。
 
　　如何调动医生积极性？
 
　　 “我国有200万名医生，但奇怪的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医改讨论热潮中，很难听到医生的声音。如果没有医生的积极参与，医改怎么可能顺利进行？”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孙建方提出的质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孙建方委员一直强调调动医生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医务工作是一种高智力、高风险、终生不断学习的职业，工作要求严、强度大，他们不仅要长期承受工作上的压力，还要承担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精神和思想压力。同时，医生也是医疗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医疗改革的核心团队，只有充分调动起医生的积极性，才有可能推进新医改的顺利进行。现在很多人把‘高价药、大处方’归罪于医生，其实医生也是现有医疗体制和医院内部制度的牺牲品，是不合理的制度扭曲了医生的行为。其实有很多事情，医生是从心里不愿意做的，他们何尝不想通过正当途径有尊严地获得合理的回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主任张澍同样认为，一个医生的培养和成长伴随着其一生的学习和努力，对病人的责任和付出同样也伴随一生。而医生所得到的报酬和尊重却与其付出相差甚远。“‘看病难’是因为大家都要去大医院找最好的医生，但他们忽视了好医生的产生是和大医院对他们的培养以及医生自身的努力分不开的。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要经历漫长艰苦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成为合格的医生。可是，一个高级别医院的拥有高级职称的医生与普通医院里的普通医生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收同样的费用，拿同样的报酬去处理一个简单的病例，这是对知识的不尊重，也是对人才的浪费，这是我国‘看病难’的症结之一。”张澍委员委员说。
 
　　孙建方委员委员说：“为了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新医改’方案实行‘收支两条线’，让医生的收入和开药检查脱钩。这固然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虚高的药价，但如果国家的补贴不足，导致医生的收入降低，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医生的职业具有专业性和知识性的特点，这种职业特性以及供求关系决定了医生应该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实际上，在欧美国家，大多数医生都是典型的自由职业者。例如德国的医生和医院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医生以州为单位注册，经过注册的医生可以同时在本州内不同的医疗机构服务。德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德国有35.8万名医生，其中75%以上的医生都在两家以上的医疗机构出诊。而中国的《执业医师法》施行以来，医生就成了某个医院的‘私有财产’，而不是社会资源，这对社会和医生本人都十分不利。医改改来改去，不改人事体制，肯定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医改应该允许医生兼职，鼓励其自由流动，成为自由职业者，使医生在医疗改革中受益。唯有如此，广大医生才能自觉地参与改革。”
 
　　孙建方委员特别强调，目前国际上医生都是以付出技术服务来获得收入，中国也应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让中国的医生通过为病人服务得到自己应有的回报，而不是通过多开药来赚钱。
 
　　张澍委员委员则认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医疗技术收费体系，社区医院等面向社会普通医保人群的医疗机构应实行低收费，使普通疾病的患者以及低收入群体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对大医院，尤其是重点医院，则应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拉开定价标准，由市场引导价格，这样可以有效引导医疗资源的合理流动，使疑难危重病症患者获得有效的治疗，同时，使那些对医疗服质量具有较高要求的患者也能得到满足。“一旦价格体系合理，医院能正常运营，医生能安居乐业，医疗资源才能充分保障，让患者享受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
 
　　农村“网底”谁织补？
　　乡镇卫生院建设与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格外令人关注的热点话题，只要谈起医改，几乎没有不谈乡镇卫生院与乡村医生的。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时，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晓峰就乡村医生问题进行的大会发言，非常具有典型性。
 
　　刘晓峰说：“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村医承担了大量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健康保障。但是，‘乡村医生’与‘民办教师’这对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双胞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和命运。‘民办教师’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转为公办，普遍享有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和保险待遇，而‘乡村医生’则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刘晓峰说，2007年底，一项涉及7省（区、市）、14县的调查数据表明，88.8%的村医平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45.22%的村医平均月收入低于500元，15.39%的村医月收入低于200元。
 
　　目前，各地村卫生室已经在陆续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乡村医生的生存问题更显突出，而且，他们普遍缺乏适宜而有效的养老保险。有调查表明，仅有2.54%的村医有养老保险。尽管有些地区正在积极探索建立相关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缺乏规范与指导，政策落实不畅，保障水平较低，个人缴费负担过重，因而收效甚微。
 
　　 “要保证8亿农民人人公平享有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网底’不能破，百万村医队伍不能垮！否则，不仅会影响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刘晓峰在会上大声疾呼。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峰则从提高乡村医生技术水平的角度呼吁，希望尽快解决人力资源匮乏这一制约乡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凌峰委员告诉记者，仅靠大学生毕业后轮流去农村任职一年或从大医院派人去工作都不是长久之计，“新农合”的基层医生资源必须采取本土政策，培养本土的医生，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医生扎根于斯，服务于斯。因此，需要请专家制定或完善农村乡镇卫生院的管理和服务标准及指南，比如，卫生院要具备哪些疾病的诊治能力，要承担哪些免疫预防工作，卫生保健工作要覆盖多少人，每年要进行多少科普教育等，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下发，作为政府行政部门检查验收的标准。
 
　　此外，各卫生行政部门应将本区域内需建设的乡镇卫生院的数目按卫生资源配备原则确定清楚，并向二、三级公立医院公开招标，然后与中标单位签定合同，要求各医院按专家制定的标准帮助建立完善的农村乡镇卫生院，并建立长期帮扶关系，包括选送当地优秀学生进入医学院校学习，当地医生到上一级医院进修深造等，以不断补充扎根基层的医疗服务队伍。卫生院按照标准指南的要求建好后，由政府进行验收，合格者，政府履行合同付款。该款项不仅是为了支付援助人员的奖金和必要的支出，同时可以有效地补助各公立医院的部分开支。
 
　　廉价药品能否保证？
 
　　药品，本来是用来治病救人的，多年来，其特性被严重扭曲，成为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帮凶”。以往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呼吁，药品应像烟草一样，实行专卖，以彻底降低被扭曲的药价。今年，这一呼声再度响起。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说，多年来，我国实行医疗服务低收费政策，允许医疗机构在销售药品时加价作为补偿。因此，一些不法药商通过给医生回扣、提成，以扩大药品以医疗器材的销售。另外，按照现行的药品定价办法，国家批准的新药可以高于成本定价，于是一些企业就钻政策的空子，把一些常用药品改头换面申报成新药，从而制定较高的价格。
 
　　宗庆后代表建议，对药品应实行定点生产，推行药品专卖制度。目前，药品从生产、流通到医院，中间环节过多，药厂由于重复建设导致竞争激烈，因而给医院、医生高额回扣，这是造成药价虚高的主要原因。宗庆后代表建议，一方面，由国家按照安全、有效、必需、价廉的原则，制定基本药物目录，负责新药的开发。同时，整顿现有药厂，对符合药品生产标准的企业准予从事定点生产。另一方面，由政府对药品进行定价，实行在药品外包装上明示价格的制度。同时，成立药品专卖局，由国家对药品的销售实行垄断与专卖，向医院进行统一配售，严格控制药品流通环节，以确保药品价格低廉，从而降低群众的看病成本。
 
　　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周骏羽，这位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老人，对廉价药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医药企业为了挤进医保目录，为了能够在公开招标中获胜，到处挖门子找熟人。企业不把精力放到产品质量的提高上，却整天挖空心思干这些，这不能怪企业，这是政府导向有问题，是政府对医药企业重视不够。一方面，让企业都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另一方面却不给企业制定可操作的市场规则，结果，谁走歪门邪道谁获胜，这就给其他企业带来了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这次医改，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如果廉价药继续短缺，就说明医改没有成功。”

来源：中国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