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药价管控：制药公司的梦魇？

德药价管控：制药公司的梦魇？

德国下议院日前通过限制药厂在欧洲最大市场定价权力的条例，令药商自行索价成为历史　　

　　11月11日，德国议员们审批通过了首个旨在对创新药物的成本实施控制措施的法律，此举将令制药公司在欧洲这个最大的医药市场上面临20多亿欧元（约合27.6亿美元）的价格下调压力。

　　一年时间与保险商谈药价

　　这项法律得到了德国下议院的支持。根据这项法律，制药公司在向德国市场推出新药之后，有一年的时间可以与保险公司商谈药品的价格。而这将影响一些尚未在欧洲地区获得批准的药物，如诺华生产的多发性硬化症治疗药物Gilenya和阿斯利康的血液稀释剂Brilinta。

　　如果制药公司与保险公司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德国卫生部将设定一个最高价格，新药将接受一家半官方的机构所做的成本效益分析。

　　Jens Spahn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名议员，他告诉下议院：“我们正试图打破制药行业的价格垄断。”

　　德国信用合作银行（DZ BANK AG）分析师Elmar Kraus表示，一旦制药公司与德国保险公司达成协议，可能会对它们在欧洲的销售构成压力，因为其他国家会将德国价格作为一个参考。去年夏天，德国政府曾对药品实施了临时性打折和价格冻结，这次对药品价格再行控制措施又进了一步。德国代表45家制药商的贸易团体VFA表示，这些措施令制药公司在明年付出27亿欧元的代价。

　　目前，制药公司通常可以为品牌药设定价格。与类似的治疗药物或低价仿制药相比，这些药物可为病人提供更大的治疗好处。

　　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德国这个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变革已成为默克尔总理对医疗保健系统实施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由于面临人口老化和不断上涨的医疗保健费用，德国政府正在寻找办法，力争解决公共保险系统明年出现的大约110亿欧元的缺口。

　　德国法定的医疗保险基金（sick funds）为该国70%以上的人口提供保险。德国卫生部长表示，随着制药公司将其专利保护药品的价格提高8.9%，这些基金为药品所支出的费用上升了5.3%，去年达到320亿欧元。由此，降低药品费用的计划对德国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新的药品定价计划将为德国节省20亿欧元的费用。

　　去年，德国仿制药的价格下跌了2%，其中许多药品的价格已经通过强制性的打折合同确定下来。

　　德国是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德国也是欧洲最后几个允许制药公司为其产品设定价格的国家。11月11日通过的这项法律将只影响到那些尚未获准上市销售的药品。

　　等待审批进入新市场

　　拜耳是德国最大的制药公司，其抗凝血药物Xarelto用于欧洲那些接受髋关节和膝关节手术的病人，不过该药尚未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用于那些心律不齐的病人，而这是该药的最大市场，拜耳表示，这方面的年销售额有望超过20亿欧元。

　　拜耳发言人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新的法律将对拜耳的新药产生什么影响。法律将要求制药公司与代表德国公共保险公司的行业协会谈判，而不是与每家保险公司单独进行谈判。此举将会使制药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

　　发言人表示，行业联盟已承诺要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在医疗保健系统引入更多的竞争，这与垄断是完全相反的。

　　正在等待欧洲监管部门审批的还有阿斯利康的Brilinta，该药一旦在欧洲地区上市，它将与赛诺菲-安万特和百时美-施贵宝销售的血液稀释剂Plavix展开竞争，Plavix的年销售额高达98亿美元。9月24日，欧洲药品管理局的一个专家小组建议批准Brilinta。

　　阿斯利康发言人说，阿斯利康愿意敞开大门，与德国医疗保健系统中的所有各方进行交流沟通，以确保病人及时得到创新性药物。

　　诺华生产的Gilenya在今年9月份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但在欧洲仍然在接受审核。诺华发言人表示，Gilenya是否将会受到影响，目前要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分析师认为，明年Gilenya可能会占据13%的市场份额。

　　对这项法律的投票是德国医疗保健改革的最后一环，去年默克尔总理在谋求连任竞选的活动中承诺要对医疗保健系统实施改革。默克尔仍然依赖下议院，通过投票表决为增加医疗保险费用提供支持。

　　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一小步，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飞跃”。

　　根据IMS Health编制的数据，在截至2009年6月30日的上一个年度里，德国药品市场的规模达到389亿美元，如果以销售额来衡量，那么诺华、赛诺菲-安万特和罗氏公司位列德国市场的前三甲。

    德国药价全欧洲最贵

　　德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在法律上被首次确定，要追溯到1883年所谓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所推出的一系列社会保障项目。

　　时至今日，德国宪法中福利社会的概念也体现在医保体系中。2011年开始施行的医改会提高大众的医保费用，但这只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原因有二：其一，人口的老龄化和科技进步使医保费用不断增长。此外，由于医保费用与收入的挂钩和近期的金融危机的双重夹击，如果再不对医保系统进行改革的话，2011年的医保赤字将达到110亿欧元。因此，全社会必须和医保系统里的各个相关部门——医保公司、医院以及医药公司一道努力使保健体系回归正常。

　　至此可以看出改革前后的两种医保制度各有利弊：

　　原有的医保制度——费用与收入成比例挂钩，收入高经济能力强的人要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不同收入的人交费不同，但却得到相同的医疗质量。实际上，很多高收入者会选择私立医保公司来减轻自己的“不必要”付出。因此，整个制度主要是由中等收入阶层来承担的。

　　改革后的医保制度——不同医保公司收取完全不同的费用，由投保人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医保公司。在同一家医保公司投保的客户都支付一致的费用。贫富差距的问题则由社会调节来解决。然而，这个制度的问题在于社会调节的尺度和效果有多大。如果尺度小，而医保公司却收取高昂的附加费用，那么0.2%的社会调节对于低收入阶层就会显得微不足道。

　　此外，德国的高昂药价也是医保体系中的一个大问题。降血压药物Generika，在制药公司和医保公司谈判并达成协议以后，从2008年7月的268.12欧元降到了2010年10月的18欧元，降幅达到了93%。德国的药价是全欧洲最高的，相比起其他欧洲国家，德国的药价要贵出50～500%，价值约9.4亿欧元。

来源：医药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