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厂商与高校"联姻":天然绝配 一路走好

   “最近，强生公司向两位科学家颁发了第二届以杨森公司Paul Janssen博士命名的医学研究奖。这项价值10万美元的奖项是强生公司在几年前专门设立的，用来奖励对新药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强生公司委托全球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每两年颁奖一次。获奖人的条件是其研究成果最终促成或有望实现创新药的成功上市。第一届的获奖者是美国麻省医学院的Craig Mellon教授，他在2006年因为发现RNA干扰现象及阐明其生物学功能而获奖。Craig Mellon教授的RNA干扰技术虽然还没有成功推出新药，但该技术从发现到相应的药物临床试验速度非常快，目前已经有好几个药物处于II期临床试验阶段。此外，关注和投资该领域的大药厂已有好几家，投入开发和并购的资金至少有50多亿美元。
  
    今年的获奖者是两位来自伦敦帝国学院类风湿研究所的科学家——MarcFeldmann和Ravinder Maini教授。他们因为发现肿瘤坏死因子Alpha可以用来靶向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其他慢性炎症疾病而获奖。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和贡献，才使得强生公司的Remicade得以成功上市。类似于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比如安进的Enbrel、雅培的Humira等。此外，诺华的格列卫的成功开发也得益于学术界的重要贡献。”  

    天然绝配  

    科学发现必须是原创而新颖的，而临床医学却要求安全第一，相对较为保守。看似矛盾的两者若要同时兼顾，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且有挑战性的工作，如何使两者有机结合并无明确定义和固定模式可循。  

    人人都认可学术界和工业界合作的意义和价值，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有效的交流合作可以大大提高实验室研究向真正的医药产品转化的成功率。开发新药的壁垒很高，对于不同的新药研发项目，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价值观。并非所有公司都会看好同一项目并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Remicade的开发过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初，这一研发成果从试验走向临床的历程非常艰难，Marc Feldmann和Ravinder Maini博士曾先后与几家医药公司接洽，要求合作开发TNF产品，均遭到拒绝。最后认可这一产品并同意投资开发该产品的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Centocor，后来该公司在1999年被强生公司收购。  

    Marc Feldmann对于寻求与工业界合作的艰辛和成功后的喜悦深有感触。他说,更多的产学研结合有利于加快新药研发的进程，并能提高科研成果向临床转化的成功几率。产业界和学术界各有优势：科学家知道疾病发生的过程和机理，了解如何设计新颖的临床试验；医药企业则理解产品的审批过程以及如何进行市场营销。二者的合作使新药开发成为可能。  

    目前工业界正在加大对于美国名牌大学和著名研究所的财务支持和研究赞助，排名前十的大药厂每年都会拿出固定的经费支持哈佛、斯坦福、MIT、Scripps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专项研究，以换取重大疾病领域成果的优先技术转让认购权。
  
    点评：  

    尽管科学家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发明，但这些成果仅凭科学家和学术界的经验和资源是无法走完新药开发全程的。学术界与工业界的合作，只有在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建立信任，并且合理地回馈学术界的科研努力和成果，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使新药开发效率得到改善和提高。 

    在新药研发的历史上，美国政府资助NIH的研究使许多重要药物得以发现，比如紫杉醇抗癌药、首次发现的抗艾滋病毒药物都来自这家著名的联邦学术机构。但纯学术的研究机构并不是产业化的公司，它的成果需要工业界来承接后续的开发和投资。过去在研发新药的费用投入方面，政府投入大于工业界，而如今工业界在这方面的投入已大大超过政府的支持力度。难怪有人戏言，或许有朝一日工业界应该反过来资助NIH的基础研究了。 

    深奥的学问  

    “学术界和工业界需要越来越多的合作，但这种合作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难和关注。”这是麻省总医院（MGH）医学主管兼哈佛医学院教授Dennis Ausiello博士最近在DIA会议上发表的观点。学术界的研究者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们不太明白学术界的任务是理解疾病的机理，而治疗疾病则是一门商业，这种观念为与制药工业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制造了很大障碍，因为药厂是药物开发必要的合作伙伴。  

    处方药的营销方式使得公众对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合作关系产生了许多负面印象。麻州议会正在讨论的法案中，禁止医生接受药厂赠送的笔、杯子、礼品、球票等。但Dennis Ausiello说，他在几年前已经禁止这种行为在他的医学院和医院内发生。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业内还缺乏对学术界在新药开发和发明方面的重要作用的理解和认识。在过去20年里，许多“重磅炸弹”药物的问世都是学术界的早期发现和发明，真正明白新药是如何炼成的以及需要花费多少艰辛努力和漫长时间的人并不多。  

    当然药厂也有令自己头疼的问题。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疾病发生过程的生物学复杂度。25年前仅知道有几百个靶向目标，而今天已知的调控途径就有成千上万个，如何有重点地选择这些靶向目标进行新药筛选已经变成大难题。大药厂显然无法独自解决这些难题，因为他们传统上属于化学合成研究偏强、生物学偏弱的公司，他们需要充分利用生物学领域的新技术，如RNA、基因治疗、多肽、单抗等。他们所要做的测试是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潜在的靶向测试和潜在技术用来靶向治疗。这样的双重挑战不是一家药厂、一家研究机构或大学就可以独立承担并完成的。
  
    Ausiello不同意现在缺乏药物发现方面的创新这一观点，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主要原因是开发产出上的低效率。80年代时，研发的费用是20亿美元，现在每年是400～500亿美元。还有另外的因素让新药研发变得更加复杂，不仅科学研究变得更为艰难，要让研究重心聚焦，还必须考虑更为早期的研发项目，并综合考虑安全、报批、营销和商业运作。这对科学家而言很有挑战性。  

    信息技术在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之中，MGH已经开发了拥有可以容纳200万病人的电子医疗病例和研究患者注册系统。借助这样的信息化系统，临床研究人员开展回顾性研究就变得得心应手。此外，Ausiello还特别强调指出，病人也需要与科学家的研究密接配合。病人是疾病研究和临床试验的对象，他们应当成为新药发现的合作伙伴。研究者需要经过沟通和解释，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理解和支持，便于更早期和周密地选用合适的人类器官和组织细胞作为实验模型。在临床研究中，更需要病人参与试验，遵从医嘱，使耗时耗资的临床研究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点评： 

    工业界和学术界同样需要新思维和新模式来应对挑战。目前一种较为创新的模式是：波士顿Biocom合作体。它结合学术界、药厂和生物技术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商共同投资和运作高科技企业，所有商业实体中的合作伙伴共同分担风险和费用，共享成果和收益。
  
    学术界对基因组研究的进展使得临床试验能用上间接性生物标记“surrogate”，加上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诊断影像技术等先进手段，使得药厂的临床试验能够增添许多有用的研究工具和检测手段。如果没有学术界的发现和发明，药厂在设计、执行和管理越来越大型而复杂的临床试验项目时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在新药研发方面，药厂应该无比重视与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 

    道德底线  

    当然，在药厂和学术界的交流合作中，还是有利益冲突的，需要有道德底线。最大的冲突往往发生在临床研究和药品学术推广方面。因为临床前研究的合作讲究的是科学发明和发现等硬指标，其离产品上市和商业营销有一段距离，所以利益冲突相对小很多。但一旦涉及临床研究，无论是上市前的临床研究还是上市后的IV期临床研究，均与药厂的市场营销和产品利润有直接关联。  

    当临床研究人员拿了药厂大量的研究经费，接受药厂顾问咨询费，参加各种会议，做各种讲演和报告时，尽管业内规定需要学者们披露和申明自己与药厂的关系，但由于不需要披露细节，而且完全是出于自愿自律原则，所以瞒报漏报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哈佛一位著名的神经医学学者就存在这方面的瞒报漏报严重问题，直到被查到后才承认并接受处罚。
  
    因为80%的临床研究是工业界赞助的，部分临床研究的学术论文其独立性及客观性同样受到业内人士的质疑。因为没有药厂愿意资助为自己产品抹黑的项目，都希望研究者为其产品“镀金”、说好话。对研究人员来说，收了别人的赞助费，心知肚明，自然会有倾向性的观点和意见。所以与产业界走得太近也不是太光彩的事。目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医学中心和医学院开始限制医生参与药厂赞助的活动，拒绝药厂代表随访医生，部分州也已经立法或正在立法禁止医生收受药厂的礼品和礼金。美国国会也在修订相关法案，要求药厂定期如实公布药厂对医院和医生赞助的数目和对象。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学术界和工业界走得过近以及合作过于紧密有所遏制。  

    点评：  

    既然与利润挂钩，药厂肯定会不遗余力、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推广和宣传自己的产品。而学术界作为工业界的合作伙伴，如果没有一定的道德底线，就会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蜕变成产业界的“吹鼓手”和“托儿”，这个道德底线主要看你自己是如何把握的。

来源:医药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