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药成本效益评价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全球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上一次的卫生改革总是失败的。”在第七届世界卫生经济大会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卫生经济学家Reinhardt笑称。
    对于从事研究卫生的经济学家来看，医药作为特殊领域，面临着资金有限和无限医疗需求的矛盾。为此，各国在制定卫生政策时，都要考虑如何应对医疗费用上涨的问题。
    无论是什么样的卫生体制，每个国家卫生“付费方”都要回答“用多少投入换得多少健康是值得的”。也就是说，要对药物和诊疗给出成本效益评价。如哪些药可以进入报销目录，需要给出经济学意义上的评价。
    “医保目录遴选有评价，但是非常原始，只不过在同类药品中间，根据药物经济学的一般原则和价格进行简单的PK，而没有进入进一步的评价。”姚宏称。
    事实上，医疗卫生体系发展完善的国家，已迈入“如何评价卫生投入产出”的操作细节领域。
    “我们采取可量化指标和不可量化指标，来判定哪些药可以纳入药品福利计划。”7月13日，世界卫生经济大会上，澳大利亚医药福利咨询委员会员Rlsalie Viney称，指标包括相对健康增益、比较成本效益、支付能力、对政府财政影响、病情严重情况等，而通过一系列指标考核的药品被纳入该国“药品福利计划”后，患者在使用时就可获得财政补助。
    “我们通过各种医疗技术分析，找到控制医疗费用上涨的工具。”美国EXPRESS SCRIPTS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医务官Steven Miller博士称，该公司作为第三方管理机构，为美国的雇主单位，工会福利计划、以及政府医疗项目等各方提供“控制费用”的和服务。如在全球销售最广泛的药物Lipitor，经过该研究证据表明，可改用一些价格比较低的他汀类药物，“仅这一项节约了10亿美元药费”。
    “相比国外，我们对医药的成本效益评价，技术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师顾昕称，技术上很快能赶上，但关键是“谁来进行这种评价？”
    “可以是政府，可以是商业机构，也可以是独立机构（如澳大利亚医药福利咨询委员会）。”顾表示，无论是哪个组织做，至少要做到程序公开透明，尤其是政府部门。而目前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过程中，就缺乏公开环节。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